揭秘原来台山上川岛大洲湾花碗坪遗址是这
台山上川岛
大洲湾花碗坪遗址与走私贸易考证
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成为第一个来华贸易的西方国家，从此开启了东西方海上交流的序幕。然而明代中国一度奉行海禁政策，这与葡萄牙人来华渴望自由通商的愿望是相背的。（台山上下川岛地理位置）
史籍显示，在年澳门正式开埠之前，葡萄牙人曾在中国海域有过多处临时的走私贸易据点，如伶仃岛、浪白澳、上川岛、双屿岛、月港等，中葡早期瓷器贸易便是在这些不同贸易地点的转换间展开。时至今日，仍然保存当年贸易遗存的地方仅见上川岛一处。那么，初期来华的葡萄牙人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实现来华贸易的？其瓷器贸易形态究竟如何？我们借助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可一窥当年之实况。（郑和下西洋部分线路图）
上川岛是珠江口外的一道重要屏障，其地理位置为古代东西方航海路线之要冲，是古代番舶往来中国南海海域的必经要地。
明代郭棐《广东通志》载：“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门海（本注：在海晏都流接铜鼓海），右曰小金门海（本注：诸夷入贡，遇逆风则从此进），其西南曰寨门海（本注：乃番舶往来之冲）。”
花碗坪遗址位于今日上川岛三洲港的大洲湾内，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的下方。三洲港位于上川岛西北部，此地面朝大陆，背临高山，势如合抱之羽翼，海水平静深阔，是一处天然良港。
（上川岛三洲港全景）
万历《粤大记·广东沿海图》记此地为“三洲澳”，附注“可舶飓风”。
（大洲湾小码头建于清朝）花碗坪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从三洲港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下方码头南侧海滩开始断断续续出现，一直延伸到浪湾村外海滩的北侧，南北绵延米左右。遗址的文化堆积层明显地暴露在海岸斜坡的断面上，如同一个狭长的纽带一样嵌在土层中。
（花碗坪遗址）
从现有的调查情况看，该遗址出土瓷器种类主要包括红绿彩瓷、青花红绿彩瓷和青花瓷三类。其中，青花瓷约占60％，彩瓷约占40％。出土瓷片有明确的纪年款识“正德年造”、“大明嘉靖年造”和“大明嘉靖年制”，年代清晰，其上限为年（正德九年），下限为年（嘉靖三十六年）。
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残片说明瓷器在中葡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证了文献史料对葡萄牙人喜爱中国瓷器的记录。因为瓷器在古代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是中国人的专利，故当时的西方人以极为崇敬和惊叹的口吻一再地称赞中国瓷器。例如：皮莱资《东方简志》（年左右）提到：中国的大宗货物是素丝及各色丝绸。……输入葡萄牙的物品有：铜手镯、黄金、白银。锦缎不多见，纱繁多。瓷器无须赘述。
（明正德、嘉靖年代外销青花瓷、红绿瓷、青花红绿瓷）
一份写于年的葡萄牙囚犯信札中说到：
中国幅员辽阔，其货物分布于各省。……广人富于他省人，战争爆发前（指年西草湾之战）运至广东的商品在局势明了前应当妥善保管。内地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绝，因此葡萄牙人可以如愿以偿，我指的是丝绸和瓷器。
（明正德、嘉靖年代外销青花瓷、红绿瓷、青花红绿瓷）
从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的众多青花和红绿彩瓷器可以判断，中葡在上川岛曾经进行过大批量的瓷器买卖活动，瓷器是当时中葡贸易的大宗。最为独特的是，上川岛还出土有一种特殊的青花十字架形底款青花盘。该青花瓷片上的十字架的四角突出，成折角状完全对称形。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东方航海船队十字标志）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东方航海船队十字标志）
这种形式的十字架最初是基督教“圣殿士”（KnightsTemplar）的标记，后为葡萄牙“基督教”（OrderofChrist）所继承。从此，这种十字架成为了葡萄牙的独特标志。
（葡萄牙古钱币）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葡萄牙帆船上都带有这种标志性的十字架，同一时期的葡萄牙钱币也印有这种十字架的形象。迄今为止，我们一共在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发现了三枚这样的十字架形底款。将这种十字架形底款与同出土的“正德年造”款青花瓷片相比较，二者在纹饰、青花、胎质方面完全一致，证明这类青花十字架形底款瓷器应是明代正德时期的产品。
（明正德、嘉靖年代外销青花瓷、红绿瓷、青花红绿瓷）
从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的大量瓷片（尤其是订造瓷）遗存可以肯定，在澳门正式开埠之前中葡在上川岛有过一段繁荣的贸易史，更由于订造瓷在该岛的发现我们则可以对中葡早期的瓷器贸易形态做深入的考察。
（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
对于上川岛花碗坪一带的中葡贸易情况，耶稣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有过记载。圣·方济各·沙勿略于年8月登陆上川岛，并于同年12月在该岛逝世。
（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
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系列的信札，其中有说到“多亏我主的慈悲、怜悯，迪奥戈·佩雷拉（DiogoPereira）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无恙地来到了上川港。在此我们遇到了许多其他商人的船只。上川港距广州30里格。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葡萄牙人不断与他们打交道，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带我去广州城。……大船离开上川港前往满剌加时，但愿我主上帝保佑将带去我们如何在广州受到接待的消息，因为从广州不断有船至此港。”
（大洲湾圣井海拨最低淡水井）
方济各神甫当年之所以选择在上川岛三洲港登陆并一直在该地逗留的原因就在于当地是葡萄牙人和广州商人交易最频繁的地方，“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在那里他方便等待有愿意带他进入广州的商船。方济各神甫的信札所提供的是当时的实况记录，其可靠性毋庸置疑。从中我们可以判断：上川岛三洲港内花碗坪一带是中葡走私贸易的据点，贸易双方分别是中国广州商人和葡萄牙商人。
众所周知，明代海禁至隆庆年间（-年）才正式解除。那么发生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上川岛中葡走私贸易是否处于完全私密的状态下呢？
《东方简志》（年左右）记载：南头老爷见到中国式帆船前来，马上向广州报告中国式帆船进入各岛的情况。广州派来估价员对货物估价、课税，以实物抽分。当地详指每物所值，只要你说出需要什么货物，他们便会带来。
（大洲湾沙滩）
可见，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在广东海面贸易时，均需计货抽分，交纳“常规的船税”。也就是说，中葡在上川岛的走私贸易是在广东地方政府的许可下以半公开的形式进行的。
（上川岛大洲湾全景）
事实上，广东市舶司每年从番舶贸易抽分中得到很多好处，所以当嘉靖初年海禁全面收缩后，会发生嘉靖八年林富上疏一事，疏中极言番舶之利，称“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
（大洲湾朱家庄古橡树朱家庄传说是明皇后裔古村落）
年以后，明政府一直公开以法令的形式禁止与葡萄牙人（当时称“佛郎机”人）做生意，但葡萄牙人仍然能够公开纳税，原因就在于广东地方政府的默许。由此可见，中葡在上川岛能够保持持续而稳定的贸易路线与广东地方政府的默许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洲湾新地村）
综上所知，上川岛在澳门正式开埠之前的中葡早期贸易史上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贸易地位。在葡文文献中，上川岛一度被称为“AilhadaVeniaga”（贸易岛）。如今，上川岛花碗坪遗址正向世人展示了一条丰富而有趣的陶瓷贸易之路，是我们窥见16世纪中葡早期贸易史的一个窗口，意义非凡。
（来源：缘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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