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西班牙汉学发展与流变1

一、西班牙汉学的创立：16世纪中叶

西班牙汉学最初是伊比利亚民族传播天主教以及贸易和军事扩张主义的产物，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为了在中国传播“福音”，首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进而需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由此开始了西班牙汉学的发展历程。

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是西班牙汉学的创始人，被天主教会奉为圣人。年，沙勿略受罗马教廷的派遣前往东方传教。由于他在日本和印度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华夏文明的认知，沙勿略总结出以文化调和主义为核心的传教士“适应”策略。年，沙勿略踏上中国的上川岛（今广东省台山市），由此拉开了基督教继唐朝与元朝后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序幕。为了向中国民众宣传“福音”，沙勿略开始学习中文，编写《教义问答》，并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作积极的准备。然而不幸的是，在等待获得进入中国内地许可的时候，沙勿略因患重病于年12月日在上川岛去世。尽管他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但沙勿略提出的“适应”策略成为此后天主教东方传教运动的主导方针，影响广泛而深远。可以说，沙勿略从客观上开启了西班牙的汉学研究。

年，马力陈曾花两个月的时间在福建旅行，并得到上百本中国古籍。他第一个指出，马可·波罗笔下的“Cathay”就是中国。回到菲律宾后，他利用中国典籍，著成《菲律宾群岛奥古斯丁会神甫马力陈与其同伴赫罗尼莫·马林以及与他们随行的士兵在中国观察与体验到的事物》简称《中国纪行》）。马力陈由此成为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概貌较为真实地展示给欧洲的第一位西方人。他的这部《中国纪行》也成为其后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起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力陈被称作“西方第一位汉学家”。

二、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

在沙勿略榜样力量的鼓舞下，前来东方的西班牙传教士刻苦学习中文，亲身体察中国的国情，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迎来了西班牙汉学的黄金时代。

（一）门多萨与《中华大帝国史》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GonzalesdeMendoza，—）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后来成为波帕扬（PoDayan）地区的主教。他是“征服中国”论的支持者之一，曾觐见菲利普二世，劝说其进行这项军事冒险。年，当西班牙王室决定向中国派出使团时，他被委任为团长，并率团来到通往中国的中转站——墨西哥。由于至今未明的原因，门多萨的中国之行受阻，但他利用在墨西哥期间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的大量资料，写出了《中华大帝国史》。

年，《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在罗马一经问世，便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实际上，这本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地缘环境、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领域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百科全书，形成了欧洲对中国的基本概念，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年，这本著作已经有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荷兰语及拉丁文等几十个版本，堪称盛况空前，“代表着16世纪西班牙汉学的最高成就”。

（二）高母羡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高母羨（JuanCobo，—）是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于年抵达菲律宾，并在旅菲华人聚居的“涧内”（Parian）一带传教。年，他将范立本编于19年的《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成为第一位把中文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人，也是第一位把汉字“拉丁字母化”或“罗马字母化”的人。

为了使中国人了解基督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高母羡用中文写出《天主教教义》一书，这是继罗明坚（MichaelRuggieri,S.J.,—）于年用中文写出《圣教实录》后第二部由西方人写出的中文著作，同时也是在中国境外第一部用中文刊刻的宣教之作。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到基督教文明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上，高母羡又用中文写出一部《辩正教真传实录》（又作《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该书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用中文写作的介绍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著作。高母羡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促进东西方两种异质文明的交流上。

（三）庞迪我：融入中国社会的“西儒”

在晚明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当中，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并被中国知识界以“西儒”相称的只有耶稣会会士庞迪我（DiegodePantoja，—）一人。庞迪我于年来华，年与利玛窦（MatteoRicci，—）抵达北京，将西方新奇物品呈献给万历皇帝，从而获得在京居留权，成为那个时代仅有的能出入紫禁城的西方人。年，庞迪我致托莱多主教古斯曼（LuysdeGuzman，生卒年不详）的长信则让欧洲首次对中国有了较为完整、客观的认识。

在最近关于西班牙和中国关系的研究中，庞迪我被重新提起并得到肯定，因其代表了西方的“儒家文化”。庞迪我来华后始终坚持沙勿略倡导、利玛窦身体力行的“适应策略”，并在中国知识界上层做着“合儒”“补儒”的工作，以期实现“超儒”的目的。因此，庞迪我和利玛窦也是将方济各·沙勿略的“适应策略”运用得最好的两位。庞迪我用中文写成的《庞子遗诠》《七克》《天主实义续篇》《具揭》等著作为中国士大夫所喜读，一时被称作“庞子”“庞公”。庞迪我也是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之一，比如测量广州和北京的纬度，继续利玛窦对历法的研究，帮助徐光启等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医学等。尤其是在世界地理学的研究中，庞迪我还写出一部世界地理概述，后经艾儒略（GiulioAleni，—）整理刊刻，这就是著名的《职方外纪》。庞迪我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庞迪我还是利玛窦著作的遗产受赠人。他于年完成的利玛窦书信、文书和日记整理，是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现实的最出色的记载。可以说，庞迪我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也是造诣很高的汉学家，标志着西班牙早期汉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

三、结语

在16世纪、17世纪，除上述以传教士为核心的领军人物外，还有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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